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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蒲生:痴迷收藏老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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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蒲生:痴迷收藏老戏单

现在有些演员不太负责,在我们这些老观众看来,实在接受不了,比如有演吕蒙正年轻时贫寒,没有饭吃,只好到寺庙里蹭饭,受尽白眼,可演员一伸手,居然戴个大金戒指。

分两次向首都博物馆无偿捐赠1934件京剧戏单、节目单和海报 针灸大夫迷戏单 小小纸张载芳华

“杨大爷,您的奔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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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行的年轻人,见了74岁的杨蒲生,少不了要叫声大爷。老人家不是票友,也不唱,大半辈子了,就是捧角儿。这样的老观众,如今寥寥无几。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所谓“奔驰”,是杨老的轮椅,腿脚疾患已10年,只能以此代步,它的侧面,贴着杨老的墨宝——“笨迟680”,680者,是它当年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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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老戏单捐赠仪式,竟有如此多的角儿来给杨老捧场,张曼玲、吴钰璋、李长春、沙淑英、李鸣岩、陈增堃、费玉明……回首曾经,大家都还记得当年那个戴着一条腿眼镜听戏、场场不落的初中生,但谁也没想到,正是他,留下了一笔如此厚重的记忆——400多张老戏单,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戏曲学院60年的沧桑与辉煌:从青涩,到恢弘;从艰难起步,到桃李满天下;从不被认可,到梨园半壁天……

高德望是位针灸医生,今年快五十岁了。40年间积攒了将近3000份戏单。2008年他向首都博物馆捐赠戏单、节目单、海报1448件,今年6月,他又一次向首都博物馆捐赠486件。他说:“这些都是无价的,我就是想给戏剧发展出点力。”在首都博物馆接受捐赠的说明里提到:“我们认为这些文物可与馆藏品形成系列,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展示价值。”

杨老的收藏,曾令无数人眼热,放到潘家园,随便拿出一张,都能卖个好价钱。

“小时候的零花钱都用来看戏了”

“攒了一辈子,再把它给卖了?我犯不上。”如今,它们被印刷成书,这本《回首当年》是目前国内三部老戏单著作中,专项资料最完备、学术价值最高、主题最凝聚的一部。

高德望回忆第一次看传统戏大约是在6岁:“我记得那是1977年前后的一个下午,奶奶领着我去长安戏院看戏,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戏,更不知道是谁演的。当时我的座位紧挨着木头栏杆,台上演乞丐的演员穿着破烂的衣服,但是给我的感觉却很美,一个小姑娘端着一碗豆汁把他给救活了。我整个人都看入迷了,两三个小时的戏看完感受很深,从此也就喜欢上了传统戏。”

将收藏的老戏单,全部捐给了60年的中国戏曲学院,杨老如释重负:“终于给它们找了个好婆家。”

他在20多年后才得知,儿时的这场戏是荀派代表作《豆汁记》,演员是京剧“大腕”俞振飞、荀令莱。这次不同寻常的看戏经历也开启了高德望的“戏迷生涯”,每次看戏的戏单高德望都保留着,四十多年间积攒了将近3000份戏单。

为“说古”捧上娃娃戏

“这些戏单是无价的”

我是1937年生人,父亲在伪中央银行工作,抗战结束后,住大方家胡同,在“棉花地”一带,当年这里唱戏、演曲艺的特别多。那时也没什么文娱活动,只有京剧、鼓曲和电影。

这么多年下来,高德望已经养成了看戏留戏单的习惯,去逛旧货市场看到有老戏单也会掏钱买下来,朋友们也会把自己留的戏单送给他,在捐赠前他家里的戏单已经堆满了三大箱。高德望说:“别小看了这些戏单,它们记载了很多故事,它告诉这场戏是谁演的、故事背景以及在哪里、表演风格等等,这些都值得回味,如今有些剧院已经不在了,例如我收藏的吉祥戏院戏单,是北京非常著名的戏院之一,在1994年之后就没有演出了,戏单记载着这些戏曾经在这里上演,是历史的一个印证”。

我父亲爱听戏,过去的戏园子不检票,免费进,但要找好座位,就要请案目(即今服务员)帮忙,由他们来安排,并交纳不等的费用,赶上座位紧张,案目会私自抬价,如果没人看,他们就在门口拉客。

高德望介绍:“我的戏单里涵盖了四十多个剧种,除了京剧还有河北梆子、越剧、昆曲等,如果把这些戏单和其他戏单收藏者的收藏拼接在一起,那就是百年来北京戏剧舞台发展的一个历史轨迹。”

过去的戏院都是木头座,靠背后面有块横板,后排的人可以在上面放烟卷、糖果、瓜子什么的,还有提篮叫卖的,真可谓乌烟瘴气,为什么这么乱?老戏园的规矩,叫“准演16刻”,得 4个小时,这么长时间,不闹闹哄哄,观众坚持不下来。

至于为什么要捐赠戏单,高德望说这个想法来自2008年:“当时我已经收藏了很多戏单,虽然现在还年轻,但是如果到我老了,这些东西万一没有人去传承,这些宝贵的资料岂不是断了,我的心血也就白费了。我就想着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可以发挥它更大的社会作用的地方,这比把它变卖了更有意义,而且在我看来这些戏单是无价的,多少钱都换不来我这么多年来的心血。”

印象最深的是扔手巾把,跟杂耍似的,就像侯宝林相声说的一样。

带着这个想法,高德望联系了多个单位,最后他选定了首都博物馆,因为首都博物馆设有一个京剧博物专馆,2008年高德望共捐赠戏单、节目单、海报1448件。今年6月,他又一次向首都博物馆捐赠486件,高德望说,他还会一直坚持捐下去。

我那时小,听不懂,有时趴在台口上就睡着了,不过一旦入了门,就越听越有滋味。

每张戏单都有一个故事

1950年,我上初中,刚解放,社会治安好,小孩上街,家大人也放心了,每个星期天,我开始独自去看戏。那时戏票3至4角钱,普通工人收入30多元,相比之下,不算贵。那时最喜欢听中国戏曲学院(当时叫戏曲实验学校)的“娃娃戏”,原因有三:一是演员年龄和我相仿,有亲切感,二是“娃娃戏”都是白天演,不耽误第二天上学,三是能看到演员不断进步,而你看名角儿就不行了,他们永远一个样。

像青年人追星一样,高德望在收集戏单的同时也会请演员名家在戏单上签名留念,这些年来他也遇到了许多名家。在他的印象中,“腕儿”都有两个共同的品质,一是艺术水平高,二是人品谦逊。

当然,最重要的理由,还是从小听家里人聊天,他们当年听富连成的戏,说起裘盛荣、谭富英这些名角,动不动就说他们在科班里如何如何,所以我想,我也得捧“娃娃戏”,等将来这些人成了角儿,我也有机会和别人说古。

1994年12月,粤剧名家红线女来北京演出,高德望有幸在后台见到了大师。他回忆:“当时后台管理并不像现在这么严,我像个愣头小子一样直接拿着戏单去了后台,跟工作人员说想让红线女签个名。红线女二话没说,主动走出来特别客气特别和蔼的给我签了名。还有一次我在吉祥戏院看薛亚萍和杨乃彭的《四郎探母》,结束后我就站在台边想请薛亚萍签个名,她就走过来蹲在台边跟我聊天,她当时还穿着花盆鞋,非常非常累,我特别敬佩她。后来我出了戏院后门,看到了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老师,当时至少60多岁了,她也是来看戏的,在大风天里骑着一辆自行车。我走过去说想请她给签个名,老人家立马下了车,是在自行车车座上给我签的名。”

那时的演员和观众真亲

如今,高德望的收藏之路还在继续,他说:“戏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示它的价值,我只想为戏剧贡献点力量,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很欣慰,这些戏单发挥了它们的价值,希望为后人研究有所帮助。”文/本报记者 王永 实习记者 罗崇纬

过去学业没今天这么紧张,所以我周周不落,我也好认,戴一条腿的眼镜,另一条腿掉了,懒得去配,这成了我的标志。

我在前门外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戏,那是北京第一家国营剧场,解放前叫“华乐”,是最好的剧场之一,从1951年起,周日场都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娃娃戏”。那时看完戏还不算完,散场后得跑到前门外盛锡福高台阶那儿等着“过大队”,戏校的孩子们每次都穿着校服,在这儿坐校车,平时在舞台上画着彩,在这儿才能看到他们的真面貌。

“娃娃戏”常露怯,忘词儿的、掉枪的、唱劈了的,但观众比较宽容,最多给个场笑,没人喝倒彩。时间长了,你会觉得露怯也是一个看点。

那时的演员和观众是真亲,看你常来看戏,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就算成了角儿,也没什么架子。有一次我给张曼玲提意见,当时她已是名演员了,可人家当时就说:“要么下回我试试?”以后果然改了,连教徒弟都按改的来。不像现在,你说什么,人家800个理由在那儿等着你。

那时许多老戏已经不让演了,有的被改得面目全非。像《王宝钏》的戏,后面全给砍了,因为有三妻四妾,算是宣扬封建思想。有的老戏,至今也没能恢复。观众对此当然不满,但只能私底下发牢骚,还不能发大了,发大了就成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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