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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钓鱼城》如何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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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钓鱼城》如何精益求精

歌剧《钓鱼城》如何精益求精

时间:2013年05月1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傅显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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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钓鱼城》剧照 凌 风 摄

  由冯柏铭编剧,徐占海、王华作曲,王晓鹰导演,重庆市歌剧院出品的歌剧《钓鱼城》,上演一年半有余,近日参加国家大剧院歌剧节演出,该剧值得褒奖的地方很多,但也有一些不足。

  该剧讲述了宋末元初发生在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战争,序曲奏响,是四川民歌《尖尖山》与传统歌曲《满江红》混合的管乐动机,弦乐飘出,是抒情方整的民歌旋律。开场合唱是城内军民表达抗敌到底的决心,城外是蒙军主帅蒙哥伤重的悲吟,临死前留下攻占钓鱼城“屠城”的遗训。混入城内的熊尔夫人刺杀王立将军未果,不但未受惩罚,反而得到王立母亲的精心照料。良心发现的熊尔夫人咏叹一曲,开始反省战争带来的灾难与不义,动人儿歌“长长水、方方船”飘起,点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战争荒谬”的主题。三十多年后,朝廷的战败,投降诏书的到达,钓鱼城下,在《方方船》祈求和平的歌声中,汉蒙双方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战争,挽救了许多无辜将士和百姓的性命。

  歌剧《钓鱼城》音乐的成功有赖于剧本的成熟。编剧冯柏铭“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主题否决了忠君报国的历史观念,为戏剧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出传统题材的现代诠释。蒙哥、成吉思汗、王立、王母、熊尔夫人五个主要人物没有多余,命运相关,从中展开情节、推进戏剧冲突。剧本兼顾了歌剧抒情性与戏剧性的统一。剧词流畅、故事引人,歌戏交织,也照顾了独唱、重唱、合唱各种歌剧声乐表演形式的充分展示。歌词写作简练、概括,尤其是合唱歌词,开场一个“哈哈哈哈!”的无词段落,尽展军民抗敌胜利的喜悦;随后一个“屠城”、一个“来吧”,又展尽了蒙汉双方对抗到底决心,简单的歌词为音乐情绪的渲染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主题歌《方方船》数段歌词的写作也相当出色,既有诗歌令人思考回味的深度,又有民歌通俗上口的风格。就戏剧整体而言,下半场戏比上半场更好。冲突集中、主题鲜明、戏剧更为流畅。

  徐占海、王华音乐创作抒情与戏剧性兼顾,器乐与声乐创作平衡,独唱、重唱、合唱等各种声乐表演形式展示充分,歌剧具备史诗性歌剧的恢弘与气魄。就音乐整体而言,也是下半场戏比上半场更好。主题更为鲜明、风格更为民族化,旋律更为流畅。

  从表演角度来看,演员表现不俗,主要演员的表演驾轻就熟,入情入戏,重唱、合唱更没有半点马虎失责。几段大合唱、四重唱尤其出色。声乐演员集体场面的表演也相当出色。导演王晓鹰的场景调度吻合戏剧音乐情绪与涨落。有动力、有变化、有统一,让观众能清清楚楚看戏,集中精力听音乐。舞美实景为主,简洁大气。服装、灯光设计都到位得体。整台演出质量上乘。可见这部歌剧在去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获“剧目金奖”与囊括编剧、作曲、舞美等多个单项奖绝非偶然。

  笔者在此主要谈谈这部歌剧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求修改调整,打造精品。《钓鱼城》戏剧性方面的修改是故事如何更为可信,情节发展如何更有逻辑,人物塑造更为真实。加工修改主要在上半场,音乐问题也主要在上半场。宣叙调如何改得更上口、更顺耳,咏叹调如何更流畅、更动人,是作曲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是音乐段落展开与连接,织体写作与配器有许多粗糙的地方需要细致修改,精心排练。

  该剧以一首《方方船》贯穿全剧,这首优美的儿歌艺术形象鲜明,承载起这部歌剧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人文主题,具备穿越剧场时空得以保留的艺术价值。然而,歌剧艺术不单是舞台的艺术、视觉的艺术,更是音乐的艺术、听觉的艺术。主要戏剧人物的主要唱段,无论是宣叙调还是咏叹调,也应该经受住听觉艺术、歌剧艺术的推敲,形成光彩夺目的音乐段落。相对而言,《钓鱼城》独唱段落不够精彩,或者说精彩段落不够多。尤其主要人物王立的唱腔设计较弱。作曲家选用《满江红》作为主要人物音乐动机,也贯穿始终,却未能建立起角色鲜明的音乐形象。仅就《钓鱼城》唱腔旋律写作而言,可能存在一个汉语歌剧创作的误区。

  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音乐戏剧创作(含歌剧音乐剧),音乐的短板是旋律写作的个性不足与词曲结合不够完美,缺乏过耳不忘的旋律。在否定“话剧加唱”与音乐展演戏剧手段调动不足弊端的同时,一些作曲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片面追求西方大歌剧音响丰满、织体复杂、戏剧性强烈的一些表面效果,却忽视了歌剧创作的另一些基本原则。他们不知道鲜明的音乐形象与独具特色的旋律写作仍然是一部优秀大众歌剧作品鹤立鸡群,区别于其他平庸剧目的基本保证。依字行腔,音乐表达中兼顾汉语字句表达的声韵、节奏特点与听觉习惯,仍然是汉语歌剧作为声调语言创作区别于轻重律制约下的欧洲语言形成的西方歌剧的基本特点。新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留下脍炙人口的旋律唱段,塑造出鲜明的戏剧人物音乐形象,歌声历经岁月考验,恰好是遵循了这些汉语歌剧创作的基本规律。

  而《钓鱼城》从“蒙哥之死”的唱段开始,过多照搬西方歌剧宣叙调写作的旋律建构方式,主要角色的一些宣叙与咏叹段落,不顺口、不顺耳,“洋歪歪”的曲调不少。这些唱段不看字幕很难听清唱词,缺乏音乐个性不说,也缺乏汉语歌声应有的流畅、通顺与趣味。所以,西方歌剧的学习有一个语言表达的汉语化问题。西方歌剧20世纪进入中国未能普及的重要原因,其中之一是汉语演唱宣叙调表达不适应的语言障碍问题。因此,许多人主张汉语歌剧、音乐剧声乐旋律的展开,应多向戏曲与曲艺学习。没有哪种戏曲与曲艺的唱段语焉不详、唱词不清,“簧腔顶板”的。此外,对西方歌剧500年历史的借鉴还有一个时段与风格选择的问题,作曲家到底选择莫扎特式旋律完整的分曲式歌剧,还是瓦格纳无终旋律的通谱体歌剧;是调性调式写作的旋律,还是无调性、泛调性、自由调性的写作,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借鉴也可有不同模式,不同选择。过多的选择与借鉴容易导致音乐的混乱与风格的不统一。

  由此我建议,《钓鱼城》的演出已经具有相当的质量和水平。现在的主创人员,尤其是作曲、指挥、演员、乐队,不必多看戏、排戏,先仔细听听演出录音,把耳朵听不过去的地方改好,改得大家都满意,改到出CD唱片没有问题,再上舞台合成、排戏,《钓鱼城》可能就是一部完美的歌剧。

《钓鱼城》以发生在约700年前的“钓鱼城之战”为背景,讲述了钓鱼城守将王立与忽必烈在宋、蒙军队持续36年的攻防战后,以百姓生命为重最终和解的故事,展现了残酷战争中的人性光辉。两场演出剧场内均座无虚席,两个多小时的演出获得了观众十多次掌声。 做什么的纠结 “文艺作品要想成功就一定要表现出时代精神,《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都是关注了当时大众关切的东西。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物质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但精神指数却不然,道德的缺失、人的欲望再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的话,地球都会被戳个洞!我们就想如果能唤醒人们珍惜、珍视现在的生活,那这部作品应该会得到人心。究竟该做部什么题材的歌剧呢?”这是重庆市歌剧院院长刘光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终我们想到了重庆合川那只有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这个题材讲的是元朝时期的军事对峙,打了36年。对于攻方,大汗战死在了那里;对于守方,南宋的江山都没了,到了最后城中光难民就有10万之多。当时,惊叹过蒙古人战斗力强的罗马教皇听到蒙哥战死的消息都说‘钓鱼城是上帝折鞭之处’。面对死亡,还有什么比活着更幸福?还有什么比精神文明的力量更强大?我们是重庆的院团,钓鱼城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庆题材,值得一做!” 怎么做的纠结 “认定了这个题材,该怎样结构这个故事又成了我们最纠结的问题。因为钓鱼城这个题材以前被拍成过电视剧、舞台剧,但都没走远。我们的编剧冯柏铭是用大文化观、大历史观、大民族观来结构这部剧。我们也得到很大启发:以人为本、以生为命、以和为天。‘和’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而且它不只是中国的,战与和、生与死对世界也有意义,放下屠刀、走向和解,是人类共同的期盼。有了‘和’这个角度,具体该怎么做呢?以战争作为背景,就要去写战争具体的枪林弹雨吗?那不是歌剧之长,那是电影或话剧的优势。最终,我们决定写战争背景下的人、写人的心理冲突。这就使‘死’了的这个事件有了‘活’的人的情感。”刘光宇阐释道。 在这种情感下,剧目的四个主要人物守将王立、攻方主帅忽必烈、熊尔夫人、王立的母亲也就有了很高的饱和度。刘光宇说:“王立最初主张‘打’。这是单纯的个人想法。男人的死,马革裹尸那是光荣的、是战争中最好的结果。但他死了城里的十万人怎么办?可要让十万人活下来,他的名誉怎么办,他生不如死!但从战到和,他转变了。这个转变,要经受多少的心理博弈呀;忽必烈是元朝几代皇帝中最包容、吸纳汉文化的,他进关后就放弃屠城了。但蒙哥死时留下了‘若克此城,当尽屠之’的遗诏,他怎么迈过先王的‘坎’去?他最终决定只要开城门,就不杀戮百姓;熊尔夫人,被王立攻打了的泸州城守将的夫人、忽必烈近臣的堂妹,这个蒙古女人汉族媳妇刺杀王立未果后,被王立收养在府中,这期间她看到王立的有情有意,于是她转变了,让王立放下刀,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讲和;王母,非常崇尚传统气节观,她理解儿子的‘降’但自己要先死。所有这些虽然都很纠结,但让人性得到了充分地挖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心理撞击符合歌剧咏叹的擅长。以我的眼光看歌剧,如果没有纠结就别唱了,那样无非是无病呻吟!” “音乐和剧目的整体编排也是一样。作曲选择徐占海先生,我们主要是考虑复调是他最擅长的。结果也让我们很满足于自己当时的选择,剧中合唱复调有两大主题:以战争为主题的《屠城!来吧!》把蒙军的进攻和汉军的抵抗在同一时间用八个声部唱出来;以和平为主题的汉族儿童与蒙古族儿童童声合唱《长长水,方方船》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心。音乐中,徐占海先生还用了很民歌的旋律,每一个角色的音乐素材都是有考虑的:王立动机来自杨荫浏为岳飞词谱曲《满江红》首句、忽必烈动机来自蒙古族长调、熊尔夫人的唱段用了宋代姜白石音乐的素材、王母的动机则出自《太阳出来喜洋洋》。这些音乐素材被作曲家‘消化’得很好,巧妙地融入了西洋音乐的框架中,而且这这些音乐都是很有戏剧性的,不是歌曲连缀,现在有些剧目都成了歌曲剧了,这让人十分担忧。在剧目的整体编排上,第一次执导歌剧的王晓鹰导演精心地把音乐视觉化、听觉视觉化了,队形排列、表演,都很雅致、很歌剧化。把中国写意的,和写实的东西结合得非常好!”刘光宇谈道。 是否做下去的纠结 42度的高温,每天只有30元的补贴,几个月都没有周末休息……《钓鱼城》的结果虽然是让人欣慰的,但创作过程却充满了艰难。 “左开伦谢谢你!艺术万岁、歌剧万岁!艺术家万岁!”镜头回到2011年5月30日零点刚过之时,刘光宇手捧鲜花走到了剧院员工左开伦的面前,5月29日是左开伦60岁的生日,原本应该在当天退休的他却仍然坚持在剧院连排;有的演员时常会排练出眼泪来;累得无精打采的演员们一听到排练就会全体起立唱起国歌,然后不说二话,立刻开始排练……所有演职人员的执著坚定了刘光宇再艰难也把这部剧排下去的决心:“这是我们的使命。重庆歌剧院作为改革后保留事业单位体制的院团,必须要出作品!你的核心价值观,你的前进方向、自我诉求要靠作品说出来!因为唯有艺术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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