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报纸西安事变后撰文:东北军快向蒋谢罪

 中国历史     |      2020-03-16 03:32

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

“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

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季鸾应当是不意外的。

1957年,张学良在台湾回忆西安事变时说:“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事变前三天的12月9日给邵力子的“密嘱”也与张季鸾有关。现在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的这份“密嘱”显示,蒋介石要邵力子将“密嘱”内容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请其发一条消息,称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还特别嘱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据说,《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于9日晚得知“密嘱”的内容,立刻给10月底来过西安,此时已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发去电报,告知“密嘱”内容。张季鸾给李天炽回电话,要李把“密嘱”大意婉转地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准备晚一两天在《大公报》见报。张学良得到“密嘱”内容后,立刻召集会议,决定在12日晨动手,向蒋介石“兵谏”。

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许君远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西安蒙难,晚上季鸾先生接到了这个消息,便很沉郁地坐在编辑桌旁,只吸烟,不讲话。电话铃不停地响,都是探询‘事件’的真相。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等待比较可靠的报告。晚上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详列‘叛军’的几项主张,他看了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编辑部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不哗,谁都在注意着季鸾先生的举动。”

此时的张季鸾,主要是忧虑事变可能引发内战,百姓重陷水火,而且一旦开启战端,必然会削弱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当然他也非常忧虑与当时中国命运密切相关的蒋介石的命运。13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并没有配发社评。这说明张季鸾考虑在表明正统立场的同时,不愿扩大矛盾,更没有轻易发表意见。据说,12月13日晚,张季鸾彻夜未眠。14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开宗明义地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

16日,张季鸾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劝张、杨早日回头,特别提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战事,这其实也是对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提出了劝告。和平解决,就是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四篇社评中最著名的一篇。这里一面深切同情东北军将士,“……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一面劝慰,“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后面还提出了对东北军将士的四点要求。最后说,“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当时,张、杨并没有阻止空投或收缴报纸,应当说,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了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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